现在谈论红军长征，大家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亦即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但是，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其他各路红军也陆续展开了长征。

比如说，红一方面军是1934年10月17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开始长征的，则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而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时间稍微晚一些，是在1935年11月才正式踏上征程的。

这里重点说一下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红二军团的番号其实是一直都在变动的。

嗯，各地红军的大单位一开始都是军，后来把若干军级单位合编为军团；再后来，若干军团合编为方面军。

红二军团就是由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和红六军合编而成的。

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的前身，是贺龙在湖北洪湖一带领导创建的洪湖赤卫队。

不过，众所周知，红军军史上，还有一支更加著名的红四军——毛主席和朱老总创建的红四军，那是第一支正式的中国工农红军部队。

贺龙创建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时，因为交通堵塞，讯息不通，并不知已有红四军的番号在前。

红六军是由鄂西红军中央独立师改编而来，军长先是孙德清，后为旷继勋所代，全军共八千多人。

1930年7月7日，红六军和贺龙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合编成红二军团，总指挥为贺龙，政委为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为李克明。下辖红六军和红二军——即红四军改称成了红二军。

1930年10月，红二军团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南渡长江，攻打常德，损失很大，撤回到洪湖后，缩编为红三军。红二军、红六军的番号随之取消。

这里再补充一下，其实，红一军团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红六军。该军的第一任军长是黄公略，成立于1930年1月的雩田圩会议结束之后，非常能打。

红二军团成立的时候，黄公略的红六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也合编成了红一军团。

其实，最初中央批给黄公略的红六军的番号是红三军，原计划由省军委书记蔡申熙任军长，但中央指示到达赣西南时，红六军已经组建完毕，黄公略已就任军长。于是，一军团前委鉴于周逸群在洪湖地区组建的红六军已经成立，为避免重名，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将红六军番号改为红三军。

这么一来，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就先后出现过了三个红三军。

一个是由原红二军团缩编成的红三军；一个是由黄公略红六军改名成的红三军；还有一个是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由彭德怀红三军团改编成的红三军。

再说回由原红二军团缩编成的红三军。1932年底，红三军遭到蒋军的疯狂围剿，难于在洪湖立足，被迫南撤，在川贵两省游弋作战，队伍有所壮大。

红六军团是由湘赣苏区的红八军、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改编而成，军团长是萧克、军政委员会主席是任弼时、政治委员是王震，全军团约9000余人。

1934年8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准备实行大转移，为了隐蔽大转移的意图，命令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湘赣苏区出发，向湘南挺进。

年仅27岁的萧克指挥红六军团，从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域出发，声东击西，很快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直插湖南、广西，很大程度上迷惑和牵制住了敌军。

湘、桂两省军阀也因此如临大敌，纷纷调集重兵，严防红军入境。

鉴于此，红六军团改变了到湘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在广西全县的界首抢渡湘江，由武冈地区转入贵州。

这个时候，贺龙的红三军也在贵州，这样，1934年10月24日，两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实现会师。

在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过后，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三人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

接下来，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开辟和坚持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

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12日到达了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央决定由张国焘代替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

不过，中央与张国焘发生了战略上的分歧。

在1935年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原本已决定了一、四方面军北进方针：将一、四方面军所属混组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定于8月北上。

但张国焘虽然在会议上表示同意北上，在会后却又出尔反尔，坚持南下主张。

他从9月3日至9月9日，连日分别向左、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停止北进和南下的命令，从而造成了红军的分裂。

中央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及密码本原来一直都放红军总司令部，当朱老总编入了左路军，电台和密码本就落入了张国焘的手中。

因此，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北上后，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就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期间，周恩来多次致电敦促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之，以便直接通报。”

但张国焘居心叵测，断然拒绝，他回电说：“有何指示，请直接发我处转去。因他们在行动中，时间宝贵，电台甚忙，勿耽误其时间。”

因为张国焘捣鬼，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后来回忆说：“这时我们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对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红二、六军团既然不知电台和密码本已被张国焘控制，就把张国焘误认为中央，在1935年9月29日给张国焘发了一份长电报，征询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张国焘来电称：“红一、四方面军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已为总政委。”强调说：“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从此，张国焘就以总政委名义向已与中央失掉了联络的二、六军团直接发号施令。

时任中央军委无线电分队长的陈士吾曾在1983年回忆说，中央到达陕北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任弼时的电台，并且在1936年1月接通了联络，但密码本已在张国焘处，电报用的是明码。中央一来担心军情泄漏，二来考虑到电报经四方面军转有利于红军的团结，最后还是主动终止了联络。

那么，基本所有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的来往电报都是经张国焘方面转发的。

1935年10月，在物资供应奇缺、蒋军围攻的力度不断加紧的情况下，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于11月19日从桑植的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渡过了金沙江，连翻了好几座雪山，在1936年7月2日抵达西康省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就在大家都沉浸于喜悦之中时，一些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王震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一见面就亲切地问长问短，先是拿出一把崭新的外国造手枪相赠，回头又让战士牵来四匹马相送。

王震所说，和聂荣瑧、彭德怀等人回忆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张国焘那套又是送钱、送物、请吃饭、封官许愿的伎俩如出一辙。

王震把张国焘的异常表现告诉了朱老总。

朱老总当着王震、贺龙、任弼时等人的面，把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最后，语带悲伤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任弼时“霍”地站起，用不容置辩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有斗争也不怕，总司令，在斗争中，我们无条件服从您的命令，一切听从您的指挥。”

贺龙徐徐站了起来，大声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都盼望着与中央会合，我们都听您的！”

听了贺、任的话，朱老总瞬间感到“我们气壮了”。

当晚，任弼时通过朱总司令，要来了与中央通报的密码本，沟通了与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络。

中央随即发来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三份电报指示。

第一份是授予二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

第二份是要红二方面军对张国焘的错误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第三份是中央对一、二、四方面军当前行动方针发来电令，内容是：迫蒋抗日，以达到国共两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目的。

这三封电报作用十分重大。

萧克回忆说：“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派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

会师的第二天，即7月2日，会师庆祝大会隆重召开。

朱老总和任弼先后作了讲话，明确强调：北上与中央会合是唯一的道路。

轮到张国焘讲话了，他屁股刚抬起，坐在他身边的贺龙就用开玩笑的腔调，却语含严肃意味地警告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这句话，把张国焘吓得不轻，讲话的时候，心神不宁，不利于团结的话半句也不敢讲。

1961年，贺龙在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他说：“嗨！我哪里会真打他的黑枪呢？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啊!”

这样，在朱老总所说的这场“严重的斗争”中，张国焘彻底败阵，被迫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22日，在达甘肃会宁的将台堡，红一、二、四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历史上伟大的长征壮举。